大宋其实有机会解决自己的问题,不管是庆历新政,还是熙丰变法,都有很强的针对性,但最终都不了了之。

    甚至,还因此开启了党争,在某种程度上,把国家推入到了更加混乱的局面。

    庆历新政为何要把澄清吏治摆在首位?

    确实有很多利国立民的善法的熙丰变法,又为何会以失败收场?

    问题都出在人——吏治上!

    不解决官吏队伍的“思想”问题,再多的伟大设想都只能成为空谈。

    这些“思想”问题,又有其宿主各自背后的利益所引导。

    大宋众多官员一方面享受着远超历朝的高福利,一方面还占着广阔的田地,经营着大量的商铺,如何可能为了赵氏牺牲自己的利益?

    不排除有一些官员,会为了国家的富强,而牺牲自己的“合法利益”。

    但这些可以为了理想而献身的人,永远都是极少数。

    至少,徐泽自己就做不到这一点。

    即便必须要为理想而献身,那也必须是他自己的理想,而不是某人强加给他的理想。

    人性就是如此,每个时代都有其鲜明的特点,是不可复制,也不能复制的。

    原本的历史线,七百多年后,老大的中华帝国一再败于蛮夷之手,辉煌数千年的华夏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救亡图存成了时代主旋律。

    持续百余年救亡图存的历史大背景,才能诞生众多为了各自理想而献身的伟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