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储蓄卡被我把在手里,横向,竖向,边沿规律地敲击桌面。我偏头靠在手臂上注视着声音。十万块虚拟数字的微妙音程。

    路峥去北市报道的那天,把银行卡往我怀里一扔,“爸妈给你的一份。”轻飘飘留下这么一句,扭头就进了机场。

    那个夏天我刚满十六岁,站在卧室前看着他收拾行李,A大红色的通知书摊在双层床的底铺——“路峥同学:我校决定录取你入社会学系学习,请于八月……”他最后塞进旅行包的夹层里,同时背起了角落里的那把琴。卫雪送给他的那把琴。

    我呆滞地跟着他。卧室,舅舅家的客厅,公交站,地铁站,机场。他当我不存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继续,好似这只是一种本能反应。我们体内流淌着同样的血,或仇恨或敌视却不得不相依为命地一同度过了十六年。现在,他终于可以正当地割除郁川的脐带,去往另一座城市迎接他的新生。

    十六岁的我站在机坪外,远处的波音737逐渐缩成烈阳中的一个小点,我攥着那张银行卡,就像攥着另一头被抛下血淋淋的脐带,忽然感到一阵莫大的茫然。

    在填报志愿的那个晚上,我义无反顾地填了A大的隔壁。

    拿到K大通知书的那个晚上,我趴在书桌上玩着银行卡敲敲乐小游戏,旋转的卡片竟比傅科摆还要助眠。小鱼趴在我的键盘上,用黑尾巴轻轻拍打我的手背,它张大嘴打了个哈欠,于是我也打了个哈欠。再后来合眼,居然就这么进入了久违的睡梦。

    我去到了那日黄昏后的少年宫,没有浮在水面的爱心裤衩旗帜,没有突然跳出来的奉天骐,没有班长和乐彤,周围空无一人。我像十六岁那年一样站在泳池前,蓝色凛凛的波纹,池底的水灯一块一块打出白光和阴影。

    瓷砖是白的,惨白。而水是流动的,塑料球漂浮在池面上,黄色的橡胶小鸭沿着上一个人玩耍过的痕迹游动。休息区的长凳三种颜色,红、黄、蓝。有人坐过。只有泳池亮着。安全出口绿色的应急灯,E-X-I-T,下方一片黑色。它通往哪里?

    我发不出声音,我甚至看不清自己。我在这个陌生又熟悉的空间徒劳地打着转,从泳池的对角线绕到另一头,但周围都是漆黑的,边缘散发着深紫色的光晕,好像一款世纪初竞技游戏探索地图的尽头。

    我忽然感到恐慌。

    原来这种感觉叫做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