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海商民愿意纳税的也是少之又少,绝大部分选择走私。

    这也是为什么重商的宋元仍然收不到多少商税的缘故,南宋初期算上摆地摊等人上门,总共收到的也只是100万两。

    据说占南宋岁入20,即便考虑到宋时候银子比较值钱,也是很少的。

    至于宋为什么岁入经常出现几千万贯、上亿贯之类的奇葩数据,那是纸币本位下通货膨胀闹的。

    大元还曾经岁入几十亿贯过,而赫德打理大清海关用火轮船抓走私之后一年能收上2000万两更说明了这点。

    但是比起大清的对于商民出海,除了年限之外不做限制,限制年限是因为大清很畏惧汉人在南洋建立势力,深恶痛绝,见到汉人势力扩张就恨得牙痒痒。

    大明这110船引好像还是少了点,之前更是连110船引都没有。

    嘉靖朝朱纨严厉打击走私,被浙江福建士绅发动在中枢的势力攻讦,被迫自杀,闽浙士绅并不愿意开海。

    在海禁的前提下,有官僚支持的走私商人没有被朝廷打击的风险。

    而没有官面背景的走私商人有这个风险,虽然很小,明代海禁绝大部分时候执行上很宽松。

    这样的情况,对于缺乏背景的中等商民是不利的。

    一旦开海,中等商民就能和官商勾结的巨商进行相对公平的竞争了。

    闽浙地区以富庶著称,在宋元两朝,其富民长期逃避税役,勾结官僚,使得国库空虚。

    明初开国,朱元璋曾经对闽浙地区的富民进行打击,但治标不治本,其地的士绅势力很快又崛起,影响朝堂。

    所以明朝开海进程的缓慢,以及隆庆开海的有限性,与这些闽浙富民的操纵,当然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