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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解放战争中的陶铸

郭峰

2016-04-09 10:02:36|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392|来自: 辽沈战役纪念馆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期间,陶铸同志作为辽吉地区的主要开拓者,领导辽吉军民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历尽艰辛,排除万难,为辽吉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为辽沈决战的胜利和东北全境的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

  辽吉三年,我曾在陶铸直接领导下工作。那时,尽管戎马倥偬,工作繁忙,我们常常是各自东西,但他那种雄才大略、多谋善断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胆识,那种勇于拼搏、开疆辟土的创业者战斗风格,那种为革命事业无私无畏不顾个人安危的献身精神,在工作中始终如一地带头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特别是他的坚强党性、崇高的革命情操,对干部、对人民群众疾苦的亲切关怀和火辣辣的热情,使我深受教育,使许许多多同志为之感动。为了纪念他,《辽沈决战》续集编审组约我对陶铸在辽吉三年的革命活动作一记叙。我深感力难胜任而又义不容辞。现借助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加上自己的一些了解写了如下文字

  (一)

  在东北解放战争中,陶铸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包括中小城市在内的革命根据地,以争取解放全东北的战略思想,十分明确,十分坚定。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进军东北。九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沈阳成立,陶铸被任命为辽宁省委书记。当时东北虽由苏军解放,但苏方在中苏条约中承担义务,必须将东北交由国民党政府接管。加之东北地方的中上层人士及知识界正统观念浓厚,我军处境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陶铸以其高度的政治敏感,预见到要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关键是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因此,早在我军撤出沈阳之前,他就同邓华同志两次上报东北局,请求将省委机关转到农村,以便发动群众。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将我党政军机关撤出沈阳、四平等大中城市,并将辽宁省委一分为二,在辽西组建辽西省委。陶铸高兴地说:“这下好了,到了农村,空气新鲜,自由自在,主动权属于我们了。”他并深刻指出:“几个月的城市工作如住旅馆,现在回到农村老家,我们可以深入发动农民群众,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准备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后来,由于战局变化,一九四六年六月撤销辽西省委,建立辽吉省委。一九四八年七月,又改为辽北省委。陶铸先后担任中共辽宁省委、辽西省委、辽吉省委和辽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一直战斗在辽吉地区。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党中央发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身为辽西省委书记的陶铸立即在一九四六年元旦召开省委干部扩大会议,全面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他强调指出:“创建农村根据地的方针是依靠广大农村与中小城市建立根据地”,并强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就是发动群众问题,这是解决我们工作中各项困难的中心环节。”

  在创建辽吉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陶铸始终紧紧抓住发动群众这一中心环节,亲自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全面贯彻执行中央的土地改革政策。他既强调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彻底摧垮农村封建势力的统治,建立雇贫农的阶级优势,又十分注意团结中农,争取群众大多数,共同对敌,搞好生产。

  在反奸清算斗争中,陶铸始终强调实事求是地贯彻党的政策。他号召地县干部深入群众做调查研究,在省委主办的《胜利报》上题辞:“深入民间,实事求是”。他还亲自组织土地问题调查小组去康平、昌图进行调查研究,并具体指出调查内容,如:土地总面积、各阶层占有土地的比例、阶级关系、地主富农剥削形式、自耕农状况等问题。他在昌图金家屯试点时,解剖麻雀,并将调查研究的情况整理成一个小册子,印发给各县、区委,对指导当时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年三月,陶铸又到康平检查指导,很快就将以清算借粮、减租减息、分开拓地为内容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当时康平共没收上千户敌伪残余和恶霸地主的财产、土地和粮食,五千多户贫雇农分到了一万多石粮食和一些土地。这是东北地区较早进行分配敌伪残余土地的群众运动,推动了全省各地反奸清算、分开拓地运动的开展。

  陶铸同志倾注全力贯彻中央土地改革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七月七日,东北局扩大会议作出了《东北形势和任务的决议》。七月二十八日,辽吉省委在洮南召开县委书记会议,贯彻执行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会上,听了李富春同志的传达报告。陶铸强调:解决土地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各级党委必须以最大决心,坚决支持广大农民群众直接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的正当要求,并且把它作为进一步建设巩固根据地、支援解放战争的重要历史任务来抓。会后,他先是带领工作团到洮北县搞试点。秋后,他又到白城县检查指导。他每到一地,总是要求土改工作团注意调查清楚贫农与中农、上中农与富农、富农与地主之间、大地主与小地主之间的阶级关系,要求同志们在斗争中不断提高政策水平,明确土改是为了消灭封建土地制度,而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之后,他又通过省委发出的《群运通报》贯彻了这一政策思想,指导了辽吉地区群众运动健康的发展。     ~

  随着东北我军战略反攻的展开,陶铸及时把指导群众土改运动的重点放在新收复区,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变军事占领为群众占领。一九四七年我军在夏、秋季攻势中连连获胜,辽吉大部分地区重新回到人民手中。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尽快开展新区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陶铸除了派井岩盾等同志到新区进行调查研究外,还亲自到一些地区了解情况,与县区同志座谈研究在新区发动群众的口号、斗争方式、方法等,终于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指导概念。同年五、六月间,他两次写信给一、二、五地委,强调新区发动群众的方针是:“坚决实行土地改革”;“放手与集中力量去发动农民,是今天新收复地区的工作能否搞起来的关键。”他根据双辽县燕翎区的经验,明确提出:“凡是能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就要坚决充分满足群众的土地要求,积极领导群众进行土地斗争。并要把群众控诉、反倒算与分地相结合,‘准’、‘狠’地打击敌人。”陶铸还提出:“要在政策掌握与选拔斗争骨干上抓紧,必须从群众中选出又勤又苦、觉悟较高的积极分子来带头,只要骨干选得好,放手就不会出错”。这些指导思想,有力地推动和指导了新收复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

  陶铸带头贯彻执行土地法大纲,彻底完成了土地改革并及时纠正了左的偏差。一九四七年十月,《土地法大纲》颁布后,辽吉省委于十月十五日及时发出《关于学习中国土地法大纲、深入固本立功运动》的决定,推动辽吉各地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平分土地的群众运动。同年十二月,省委召开了土地工作会议。陶铸在总结讲话中阐述说,今天军事胜利发展非常迅速,但群众运动还赶不上。现在有了公开的土地革命,平分土地的口号就必然会形成一个以贫雇农为主的广泛的群众运动。“应采取直接的革命方法使运动成为浪潮,成为风暴”。他还提出把地主财物彻底挖光、对土地要打乱平分的要求。这次会后,经过几个月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风暴,到一九四八年春天,辽吉地区的土地改革彻底完成,新收复区也实现了平分土地。在这段土改过程中,由于全国、全东北的相互影响,由于省委指导上左的偏向,辽吉地区也发生了左的错误,主要是在划分阶级成分上掌握不准,扩大了打击面,严重地侵犯了中农利益。中央发现了这种带有全国性的偏差,东北局也及时发出了纠偏通知。省委随即组织党内学习,进行了认真检查。一九四八年初,省委在地、县委书记会上作了检查,陶铸亲自带头作了自我批评,给广大干部以深刻的教育。

  (二)

  陶铸同志胸怀全局、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机动灵活、指挥若定的军事才能和身先士卒、勇于拚搏的献身精神,在其组织领导辽吉军民对敌斗争和武装建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辽西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它是东北的门户,关内外的走廊,又是敌我争夺的主要战场。作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的陶铸深谋远虑,一九四五年底到辽西后,即作出了“狡兔三窟”的战略部署。他在中长铁路沿线铁岭、法库、昌图一带农村投入较多干部去发动群众,建立前沿斗争基地;在离铁路较远的康平、彰武等地,建立有回旋余地的根据地;为了应付辽西可能恶化的斗争形势,又派出工作团到东蒙哲里木盟一带发动农牧民群众,建立坚持长期斗争的后方。陶铸还与省委、军区同志商定,按照上述战略部署,重新划分了一、二、五地委和军分区的辖区,并抽调军区部分主力协助各军分区剿匪,支持地方发动群众。后来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了陶铸这一战略部署的正确性。

  陶铸多谋善断,善于根据情况变化作出正确决策: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月间,国民党军相继占领通辽、开鲁、科左中旗舍伯吐和长岭县城,辽吉地区形势进一步恶化。一、二、五军分区辖区大部分沦为敌后或边沿区,各分区机关干部和武装分别撤到奈曼、乾安等地。这些地区远离铁路沿线,人烟稀少,沙沱丛立,土地贫瘠,物资缺乏,又多属蒙族聚居处,风俗习惯不同,条件更加艰苦。这使得一些干部思想发生动摇,坚持斗争信心不足。在这种强敌压境、形势极为严峻的情况下,陶铸临危不惧,沉着坚定,勇于拚搏,更显示了他的英雄本色。为了坚定前线军民斗争信心,他日夜奔波,先到奈曼,后又转回白城子省委所在地连续召开干部会议,发动各地、县同志广泛深入地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探讨对策。经过充分准备,省委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召开了干部扩大会议:根据东北局和西满分局的指示,陶铸在会上响亮地提出“坚持辽吉”的号召。他还在《胜利报》上题辞,明确指出,“坚持辽吉就是站住现有阵地与恢复撤出地区,全辽吉党应为此而奋斗”。他在干部会上阐述了坚持辽吉的战略意义。他说:“辽吉地区是西满的前哨,是连结东北与华北的枢纽,要积极与东满、南满配合,共同形成对沈阳、长春国民党军的钳击态势,抑制敌人北进,创造能够威胁沈长路两侧、配合东南满作战的辽吉战场”。

  为了贯彻“坚持辽吉”的方针,陶铸总结了前一阶段各地斗争经验,提出要在一、二、五分区前沿地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游击根据地”;要以军分区主力为骨干配合各县的武装工作队,大踏步前进和后退,集中打击敌人,分散发动群众。他强调指出,敌后游击战争要在较大范围内进行,斗争方式要灵活机动,不要拘泥于“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的原则,必要时可以跳出圈外,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为此,各军分区都要建立一个可供休整补充的后方基地。同时要相应改变斗争方式与组织形式。他要求各县以党政军民干部为骨干,配备必要的武装力量,组成上马是军队、下马是政府并兼作群众工作的武工队。在敌后边沿区,认真贯彻我党在敌占区和边沿区的对敌斗争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反对“二满洲”统治的统一战线,集中打击那些国民党特务、敌伪残余、反把倒算的恶霸地主分子。一月会议后,各军分区武装力量相继向敌占区或边沿区挺进。时值东北我军展开了“四保临江”和“三下江南”作战。各军分区在省军区统一指挥下组织了局部反攻,在三月间收复了开鲁、长岭、康平、保康、库伦、哈尔套等地,打开了辽吉对敌斗争局面。

  陶铸在对敌斗争上,不仅善于运筹帷幄,作出正确的决策和部署,而且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身先士卒、勇于拚搏的献身精神。一九四六年五月,国民党军进占四平后,又突破我军三江口防线向郑家屯进犯。当时郑家屯防务空虚,情况紧急。为掩护省的党政机关安全转移,陶铸带省委机关警卫连亲临前线,协同县委书记武振铎带的一个警卫排,顽强阻击敌人。陶铸指挥有方,以寡敌众,声东击西,使敌人摸不清底细,一直坚持两个多小时,直到省、县党政机关安全转移后,才带队撤出。他的这种英勇善战的才能,为当地群众交口称赞。

  一九四六年秋,敌人猖狂向我辽吉根据地进攻。为了打击敌人的疯狂气焰,坚定辽吉军民斗争信心,陶铸亲自到通辽,率领独立旅向敌人发动进攻,全歼敌人一个营,一举收复哈尔套,给当地军民以极大鼓舞。一九四六年十月,敌人占领康平,我第一军分区部队避敌锋芒,转移到奈曼、库伦等地坚持斗争。陶铸深知坚持这一地区对钳制敌人进攻及将来反攻的重要性,不顾身体患病,风尘仆仆地赶到奈曼一带与老三师独立旅旅长吴信泉商议决定,由吴旅长带两个团攻击鹜欢池敌人一个营的据点。陶铸亲自率领军分区骑兵团配合独立旅打奈曼。两战皆胜,全歼守敌。陶铸这种亲临前线与广大战士并肩战斗的实际行动,大大鼓舞了辽吉军民坚持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一九四七年,我军在夏季攻势中攻打四平时,陶铸冒着炮火硝烟,在枪林弹雨的呼啸声中潜进到前沿阵地慰问部队,了解情况,部署支前。前线指战员见到陶铸同志,感动得热泪盈眶。邓华司令员说:“最难得的是在这非常艰难的时刻,你没忘记我们这把老骨头,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来为我们雪中送炭”。邓华坚决请他离开,说:“危险之地,不可久留,你是我们四平前线将士的‘后台老板’,一切后方勤务和军民调度的重任系你一身,我们怎能安心呢!请向辽吉各地、县转致谢意,都放心吧,我们决不给同志们丢脸”。陶铸不顾个人安危,孤身进入四平战场,表现了革命领导人非凡的胆略和气魄。他在归途中遭到敌机的俯冲扫射,汽车被击中,大衣被打穿了好几个洞。

  陶铸热情关怀与全力以赴地支援前线的事迹不胜枚举。在“四战四平”过程中,几乎每次战役他都要亲临前方指挥地方支前工作。在冬季攻势中,为了打通运输线路,保证前线部队供给,陶铸亲赴彰武、法库、新立屯前线,带领干部群众清扫公路上的积雪,激励了地方干部的参战热情和斗志。为了迎接辽沈决战,陶铸号召辽吉全党要大刀阔斧地发动群众,当好“粮贩子”、“兵贩子”,做到“足兵足食支援前线,迎接解放全东北、全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陶铸非常重视部队建设。他总是把解决部队装备、物资供应放在重要地位。他爱护新组建的部队像爱护自己的子弟一样。可是,每当主力需要补充或上级对部队建制作出新的调整时,他总是顾全大局,先主力后地方。如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秀水河子战斗后,主力急需补充,陶铸不惜把军区所属装备较好的二十四旅全部、工人总队、保安团大部补充给主力部队。为了组建七纵,他有求必应,把军区的司、政、后机构全部调出。一九四七年,东北局决定各军区发动群众参军组建二线兵团,统一编制,统一训练,补充主力。陶铸十分重视,亲自抓了这项工作。当时,辽吉军区正承担着组建第七纵队的繁重任务,但他还是想方设法组建了三个新兵团。辽吉军区前后共组建二线兵团二十一个,计五万二千余人补充了主力部队。由于陶铸不遗余力抓这项工作,成效显著,被人称为“主力迷”,受到上级和野战部队普遍称赞。

  (三)

  在创建和坚持辽吉根据地过程中,陶铸始终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根本任务来抓。

  在创建根据地初期,陶铸十分重视党的组织。早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陶铸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说:“在建立革命根据地过程中,要将通过发动群众涌现出的大批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再加上培养教育,成为建设革命根据地和各方面斗争的骨干。”他强调:“党组织的发展和本地区干部的涌现,是一个根据地的成长与巩固的重要标志。”由于指导思想明确,各地在创建根据地一开始就按照省委“突破一点,就地生根”的要求,对在反奸清算、剿匪反霸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进行重点培养、个别发展入党,并逐步建立起党支部和小组。截至一九四六年秋,在辽西法库、康平、昌图、双山、郑家屯、黑山等地农民中发展党员千余人。在铁岭县发展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入党。在阜新敌占区工人中也发展一批党员,并建立了秘密党支部。大量发展党员后,陶铸亲自找《胜利报》编辑俞未平说:“现在发展了大批新党员,不教育怎么行,你可参考刘少奇的《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编写一本《怎样做一个好党员》的课本。”俞未平写出初稿后,陶铸亲自审阅修定,并很快印发到基层党支部,成了新党员最为实用的学习材料。不久,省委又指示各地开办党校和训练班,分批轮训新党员。陶铸还十分重视培养党的干部。早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陶铸分析形势时说:“目前敌强我弱,我们刚刚到东北,脚跟未站稳;伪满十四年殖民地奴化教育,加上国民党的反共欺骗宣传,东北人民对我党不甚了解,‘正统’观念较深。我们和国民党斗争能否胜利,根据地能否建设起来,关键是争取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而改变现状,深入工作的决定因素是干部”。他说,在东北创建革命根据地,战胜国民党反动派,要作长期斗争的准备,要注意争取团结教育东北青年知识分子,培养地方干部。只有重视培养东北地方干部,才能站

  稳脚跟,战胜困难,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他在辽吉军区政工会议上也强调:“必须从本地战士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培养大批新干部,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与辽吉人民有血肉联系,作为辽吉人民子弟兵才更有根基。”不久,省委就在法库成立了辽西民主学院,采取延安抗大式的教育方法,短期轮训青年知识分子和新干部。陶铸等领导同志亲自到学院讲课。在他的倡导下,各地、县也都开办了基层干部训练班。截至一九四八年秋,全辽吉地区培养提拔了八千名新干部;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建设辽吉根据地的骨干。

  在创建和坚持辽吉根据地过程中,陶铸同志始终重视各地、县委领导班子的建设。他在选配地、县委领导班子时,总是胸怀全局,大公无私,体现了五湖四海团结一体的伟大气魄。如辽西省委刚组建时,陶铸从沈阳带来一批政治上较强的干部,当时正在辽西各县工作的同志认为,由这些干部接替他们、他们到下面去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但问题提出后,陶铸坚决不同意。他根据各县的实际斗争情况,只留下王丹波同志一人担任法库县公安局长,其他所有同他一起来的同志都下到区里担任书记或区长。在此之前,一地委曾决定调法库县委书记于之随杨易辰到二地委工作,由陶铸带来的薛光军任法库县委书记。法库县委同志得知后提出不同意见:“法库地处沈阳外围,是敌我拉锯地带,经常有战斗,配备干部要适应这种战争形势的需要。于之经过八年抗战,又抓过武工队工作,留在法库工作比较合适。”陶铸认为很有道理,于是决定:于之留任法库县委书记,薛光军担任县委副书记。陶铸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深为地、县同志所敬佩。陶铸同志在选配各级领导班子上总是知人善任,用其所长。如一九四六年十月,辽吉地区斗争进入最为艰苦时期,为了打开一分区斗争局面,省委领导同志曾反复商量选派谁去任第一军分区司令员。陶铸最后认定赵东寰是最隹人选。于是他亲自找赵谈话,着重讲述了坚持一分区斗争任务的艰巨与光荣,从政治上激励赵东寰同志,使赵东寰深感组织上对他的信任和期待,毅然接受了任务。陶铸很高兴地对他说:“你去吧,我相信你能把工作搞好,希望你以坚强的信心与毅力,坚持斗争,迎接胜利。”赵东寰到一分区后,在地委领导下率部与敌人针锋相对反复较量,在康平打了两仗,在法库打了四仗,前后歼灭敌人几个团的兵力,很快将一分区的局面打开。

  在创建和坚持辽吉根据地的过程中,陶铸十分重视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不断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和必要的组织整顿,以提高党的战斗力。一九四六年十月以后,由于敌人大举进攻,辽吉一、二、五分区大部变为敌占区或边沿区。当时形势严峻,大多数干部是不畏艰险勇于斗争的,但也有少数干部有畏难情绪,甚至有极少数同志企图逃避残酷战争,要求到后方去。对此,陶铸十分重视。他先后在奈曼、白城子的干部会议上亲自作报告,反复强调坚持辽吉的重大意义及其有利条件,坚定干部信心;同时也批评了企图逃避斗争、畏缩不前的消极悲观情绪。会上组织讨论,清理思想,鼓舞干劲。会后,省委发出《关于整顿干部思想作风的决定》,对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自由主义、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及贪图享受、贪污腐化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必要的组织处理,从而为打开一、二、五分区的斗争局面,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央《土地法大纲》公布后,辽吉省委又作出整编队伍的决定。主要内容是:查阶级,纯洁组织;查立场,整掉地主富农思想。陶铸亲自召开民主会议,听取省直机关和部分地、县同志对省委常委的意见,并代表省委作自我批评。他特别强调“纯洁组织与争取知识分子,缺少哪一方面都会发生偏差错误”。这次整编队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如在解职交权中伤害了一些同志。在纠正偏差时,陶铸亲自与被整错了的同志谈话,使一些被错误处理的同志感到党的伟大与组织上的温暖,也使一些领导干部受到一次党的有错必纠的政策教育。

  一九四八年春夏之际,东北我军为了准备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在全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陶铸借鉴新式整军经验,与曾固等省委常委同志商定在辽吉地区的党政部门和军区部队进一步全面开展固本立功运动。他特别强调,“固本”就是要坚定阶级立场,“不能忘本”;立功就是要为全东北解放再立新功。固本立功运动的全面开展,大大地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的革命精神和工作积极性,提高了党组织的战斗力,提前和超额完成了各项任务,为辽沈决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

  在创建与坚持辽吉根据地的斗争中,陶铸十分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并以身作则,带头发扬党的三大作风。

  陶铸敢于在错综复杂情况下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如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他曾指示昌北县委在敌占四平、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也要坚持昌北敌后斗争。昌北县委认真贯彻陶铸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清匪反霸斗争;在敌占四平、郑家屯后,仍然坚持战斗在昌北。同年十月,敌人进占昌北的孤榆树镇,周围各县的干部战士相继转移,昌北孤悬敌后,继续坚持斗争已十分困难。县委向陶铸写信反映这一情况。陶铸接信后立即复信:“你县处境已极端困难,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以利今后继续斗争,你们可立即向北突围撤出”。这种从实际出发,当机立断的气魄,使昌北的同志十分感动。又如一九四六年初,陶铸为了应付形势的恶化,派工作团到哲里木盟后旗去建立巩固的后方。工作团去不久,由于情况变化,驻该区部队有新任务要调动。省委考虑仅靠工作团在后旗坚持工作有困难,决定工作团全部撤出。工作团党委分析了当地的形势,认为工作团有条件坚持下去,为长远打算离开不利,为此派人到省委汇报。经省委讨论,陶铸同意了工作团的意见,并又派出一个连配合工作团工作。陶铸这种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鼓舞着辽吉干部敢于从实际出发,坚持本地区斗争。

  陶铸作为一位省委领导人,能平等待人,富于民主精神。他善于团结教育干部,诚恳坦率,能与干部交心。他曾坦率地向一些地、县委领导同志讲:“我这个人的毛病是容易左,你们在我领导下工作,要注意这个问题。”这几句话使得干部的心与他的心贴得更近了,使得许多干部肯把心里话向他讲,在工作上有不同意见也敢于提出甚至与他争辩。他对干部要求是严格的,特别是对思想作风上的缺点从不放松批评,但更多的是正面教诲。他对一些在对敌斗争中畏缩不前的,常现身说法启迪他们。他说:“我到东北来是准备献出一切的,如果我牺牲了,只要在我的墓碑上写上共产党员陶铸几个字我就别无所求了。”他的话,特别是他不顾个人安危的献身精神,激励着许多同志英勇奋斗。

  陶铸清正廉洁,艰苦朴素,时刻关心干部群众的疾苦。他在辽吉三年,冬天始终穿一件日本棉军大衣,总务科同志几次想为他换换,而他总是把为他准备的大衣送给过路的干部或比他条件差的同志。直至东北解放大军入关,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是和干部战士一起吃、住。他常讲:“只有同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才能筑起新的长城”。在他带动下,辽吉干部大大发扬了艰苦奋斗作风。

  陶铸身患肺病,经常咳血,但他将个人置之度外,经常抱病工作;不病倒绝不休息。当时条件极为艰苦,有些干部也患有这种病,陶铸对这些干部都非常操心,常常关照秘书处对一些患病或身体不好的同志,在生活上多加照顾。他曾亲自为吕明仁、许立群等同志找大夫,安排治疗。他常常把组织上为给他治病,从敌占区买到的一些在当时颇为难得的药品,如璜胺制剂、盘尼西林等,送给其他患病的同志。陶铸这种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的事例很多很多,至今一些老同志谈论起来还感动不已。在陶铸的带动下,辽吉广大干部互相关照,团结友爱,蔚然成风。

  陶铸在领导工作中最使干部敬佩的是,他勇于为下面干部工作中的失误承担领导责任和富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如一九四六年,哲盟地委在贯彻中央“五四”指示时,未能区别蒙汉地区的不同特点,未经请示就作出在蒙区也要以阶级斗争为主的决定,后来受到中共西满分局的批评。陶铸在传达西满分局指示时讲,“作为省委书记,发生这样的错误我有责任”。地委同志在他的感召下,也都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又如,辽吉地区在贯彻《土地法大纲》时。曾发生过左行为,侵犯了部分中农利益。一九四八年初,陶铸到康平视察工作时,发现康平有类似错误,但他并未批评县委,反而在县区委书记会上公开作自我批评,讲造成这样错误的责任在省委,主要在他,不在下面。陶铸的坦诚胸怀出乎县区同志的预料。他们为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纷纷放下了包袱,积极投入到纠偏补偿工作中去。

  在坚持和建设辽吉根据地的三年过程中,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失误。陶铸对此总是认真对待,从主观上作检查,找原因。作自我批评:他经常强调,“工作出了问题,要从主观上找原因,一味推到客观,决不是共产党员的战斗风格”。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一九四七年八月,他在亲自撰写的《论新区群众的发动联系过去一些问题》一文中,对辽吉地区土地改革初期出现的不彻底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检查,公开作自我批评。一九四七年底,在省委召开的地、县委书记会议上,各地同志对省委领导在贯彻《土地法大纲》中出现的一些偏差曾提出尖锐的批评。陶铸当时心情有些沉重,但很快就想通了。在会上,他代表省委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从而赢得了同志们更大的信赖与尊敬。

  (五)

  陶铸同志不仅是高瞻远瞩、雄才大略的革命家、军事家,而且是出色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鼓动家和知识渊博、才华横溢的学者与诗人。

  辽吉根据地创建初期,广大农民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尚不了解,特别是在社会中上层和知识界中存在着浓厚的“正统”观念。陶铸深知要争取群众、打开局面,舆论宣传工作十分重要。为此,他亲自兼任宣传部长,并将从延安来的较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的赵石留下来作宣传部的副部长。同时,陶铸还亲自物色人员着手创办省委机关报。一九四六年元旦,凝聚着陶铸心血的省委机关报诞生了,陶铸高兴极了,乘兴挥毫题写“胜利报”三个大字作为报头,寓意是最后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报》出刊后,陶铸强调要运用党报进行时事政策宣传。他说,只有使群众认清形势,理解掌握政策。才能产生巨大力量。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间,国民党军进占四平、长春后,形势十分严峻,干部群众思想一度出现混乱。当时舆论宣传的迫切任务是加强形势教育,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罪恶企图及其貌似强大、实质虚弱的本质,以打破群众盲目的正统观念,坚定干部群众的斗争信心。为此,陶铸在我党建党二十五周年、“七七”事变九周年之际,在报上发表了《纪念七一、七七,克服新的民族危机》的重要文章,揭露国民党勾结美帝国主义扩大内战的罪行,号召辽吉人民动员起来,以实际行动制止内战。随后,各地又开展了宣传周活动。这对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政治觉悟起了很大作用。与此同时,《胜利报》还刊载了许立群等同志撰写的章回小说《国事痛》,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和对内镇压人民、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的种种罪恶行径,起到了唤醒民众、争取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对此,陶铸给了高度评价。

  当辽吉地区进入对敌斗争坚持阶段时,陶铸同志除在《胜利报》上发表了“坚持辽吉就是站住现有阵地与恢复撤出地区,全辽吉党应为此而战斗”的题辞外,还召开干部会议,突出强调“如无坚持,何有辽吉”的思想。会后,陶铸责成《胜利报》本此精神进行系统宣传。《胜利报》随即登出了《论坚持敌后游击战的思想认识问题》的文章。该文全面分析了坚持辽吉的重大战略意义及其有利条件,并批评了一些消极的观点,从而大大提高了干部战士坚持敌后斗争的勇气和决心。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振奋革命精神,省委在白城子召开了缅怀在铁岭、法库、昌图、康平地区坚持对敌斗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追悼大会。陶铸送了“英雄已著千秋业,辽吉长留一瓣香”的挽联。他在追悼会上致辞说:“敌人的屠杀,只能激起我们的愤怒,我们辽吉省委每一个同志都要继承烈士的遗志,坚持辽吉的斗争,不管敌人有多大力量,不管如何困难,只要我们有一个人还活着,我们就要把这个地区坚持下去……”。陶铸代表省委表示了决心。他强有力地号召把追悼大会转变为坚持辽吉、向敌后进军的誓师大会。会后,一、五分区各县同志精神振奋,信心倍增,奔赴前方。

  陶铸在日常工作中对办报方针、新闻报道的思想内容和报纸的文风都十分关心。在他倡导下,为了配合土改、加强对农民的阶级教育,《胜利报》编辑出版了《老百姓》副刊,内容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深受群众欢迎,在对群众进行启蒙性的阶级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辽沈战役前夕,他在《胜利报》上号召辽吉全省每个党员都要做一个领导革命走向全面胜利的党的党员,要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无条件地服从整体,服从大局。这就极大地动员了辽吉全党,全力以赴投入支援辽沈决战的斗争。

  陶铸同志善于抓住一切机会及时进行宣传鼓动。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日,我军在秀水河子地区全歼国民党军四个营,毙俘敌人两千多名。这是我军挺进东北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陶铸闻讯后,立即找宣传部同志连夜写出《战报》号外,在秀水河子等地的街上张贴,并用缴获的十轮军用卡车满载机关枪、火箭炮等战利品沿街游行。第二天,陶铸还亲自主持祝捷大会,由从太行山归来的东北干部王兴让作形势报告。王宏亮的东北口音很有感染力。他在讲到争取和平民主问题时说:“什么是和平,就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什么是民主,就是老百姓当家做主”。简单几句话就抓住了群众热切关心的问题。报告结束时掌声雷动,人心大振,群众纷纷议论共产党里有人才。这个人才,陶铸一发现,就满怀热情地极力发挥其所长,让他到康平、铁岭等地巡回演讲。王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热烈欢迎。他的讲演,在打破群众正统观念、解除群众顾虑、教育干部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陶铸还经常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舞干部、战士,深入部队作政治思想工作。一九四六年六月,他到一分区新建部队十三团视察,在干部会上他强调治军要严,要狠抓战斗作风的培养。他说:“一个部队战斗力强弱,全靠老干部的传帮带,强将手下无弱兵,希望老同志作出榜样”。同年八月,这个团在阻击敌人进占康平、掩护地委和分区机关转移途中,伤亡较大,有的同志情绪低落。陶铸又赶到这个团,深入连队班排,参加座谈时强调说:“你团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掩护地委分区机关转移途中英勇作战,消灭敌人千余人,立了战功,怎能消极悲观呢?”他在进一步分析了敌我斗争形势后,坚定地说:“大家一定要有信心,现在我们想的不是后退而是要很快打回去。”他铿锵有力振奋人心的讲话,消除了一些人的悲观情绪,鼓舞了大家的斗志。一九四六年冬敌人进攻通辽、开鲁时,陶铸正在开鲁。他在行军途中,发现有的干部惊慌失措,便对县党政领导讲:“在形势紧迫情况下,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干部看领导。现在敌军压境,大家思想不稳定的时候,你们要沉着、坚定,抱必胜的信念,就是无声的命令……”。他对一些新干部说:“你们是新提拔起来的优秀分子,现在面临着与国民党打游击、剿匪、打击地方反把倒算分子的考验,希望你们经得住这个考验,锻炼得更加坚强。”他还对一位绰号“神枪手”的新干部说:“听说你弹不虚发,百发百中,这次到你显身手的时候了。”一席话说得大家十分高兴,情绪激昂振奋。陶铸就是这样,在辽吉三年斗争中,哪里有困难,他就到那里去指导,就在那里对干部战士进行思想动员和宣传鼓动工作,效果很好。他与广大干部战士的联系十分密切,并赢得了广大干部战士对他的爱戴。

  陶铸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和浓郁的革命诗人气质。他思想情趣清雅高洁,而他的诗作却气势磅礴。在他的卧室里,常挂一幅郑板桥题诗的古画。他十分推崇郑板桥、陶渊明的清廉高雅,更推崇鲁迅。他的室内也常挂着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条幅。他自己长于诗文,又写得一手“章草”好字,生活习惯酷似鲁迅和李大钊。陶铸是辩证唯物论实干家,革命乐观主义者。他特别喜爱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人物留下的诗篇,常于戎马倥偬之间谈词作诗,以抒发革命情怀,激励革命斗志。一九四六年春天,一个乍暖还寒的晚上,陶铸同刚从前方回来的赵石兴致勃勃地谈起诗来。陶铸同志认为,不能说中国古代诗词都是封建糟粕,其中许多名篇佳句已成千古绝唱,至今还给人启迪,催人奋发。他满怀激情地说:“岳武穆的‘怒发冲冠’、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那种为了反抗异族入侵,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至今不是依然感人肺腑吗!杜甫的‘三吏’、 ‘三别’,至今读了那种人道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手法的杰作,不是依然催人泪下吗!以‘春蚕到死丝方尽’这样的诗句来抒发共产党人的情操,不也是十分贴切吗!”陶铸喜好文学艺术,对青年作家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对于他们的创作思想、风格常常给予亲切的指导。青年诗人井岩盾在来辽吉的路上写出一首《我们的草原真大啊!》的新诗,请陶铸同志指教。针对其中“沙坨滚滚,草甸无边,多么空旷,多么荒凉的大草原啊!”的诗句,陶铸直率地说:“你的诗主要是没与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见井岩盾有点不解,他又接着说,诗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有其特定的规律,但是诗的好坏,取决于能否准确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井岩盾深为陶铸的精辟论述所折服,一再请求陶铸举一两个例子。陶铸念了一首自己悼念左权将军的诗:“闻道将军百战死,倾眶热泪湿衣裳,成仁有志花应碧,杀敌流红土亦香……。”井岩盾被诗中的真挚情感深深打动。的确,陶铸的许多诗作感人至深。他那满怀激情歌颂辽沈战役的诗作:“松江辽水两滔滔,百万雄师卷巨潮,中长寸断锦沈困,匪首西望泣霜毛”,至今仍为许多同志所传诵。

  辽吉三年,在陶铸的革命生涯中只是短暂一瞬,但却是一页光辉灿烂的篇章。今天,当我提笔撰写陶铸这段历史时,确是不尽哀思滚滚来。人们怀念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说他就是一棵挺拔的苍松,富有奉献精神和坚韧不拔的高尚品格。的确是这样,他为辽吉人民奉献了最大的精力和才智。在东北解放战争的三年里,他的足迹踏遍了辽河两岸、大漠荒原;他的汗水洒遍了辽吉大地。他用心血浇灌培育了一代新人成长。辽吉地区每一个斗争的胜利,每一项工作的成就,都是与他的卓越领导分不开的。陶铸是一位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中值得大家永远怀念和受人尊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