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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春对东北解放战争的重大贡献

顾卓新

2016-04-09 09:56:38|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441|来自: 辽沈战役纪念馆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李富春同志,是一位受到普遍尊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卓越领导者。他参与和领导过党的创建、北伐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担负过白区工作、党的组织工作、财经计划工作。他对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和全东北的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一系列的指导思想,如创建巩固的根据地以支援战争的思想,创建根据地必须以土地改革、发动群众为基础的思想,大规模运动战的物资供给要集中筹划和科学管理的思想,国家规模的财经工作必须统一计划、统一政策、统一行动的思想,对新解放城市必须爱护、保护和加以发展的思想,等等,都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这些思想,教益深刻,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将永垂史册。         

  (一)开始创建西满根据地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全国人民赢得了战争,但并未赢得和平。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下,于一九四六年初停战协定签订不久,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调动大军围攻我各解放区。东北由于战略地位重要,敌我双方的争夺尤为激烈。东北幅员辽阔,土地富饶,工业交通发达,又北邻苏联、东接朝鲜,是重要的后方战略基地,因而为敌我双方所必争。国民党政府前后调动四十多万精锐部队,分路向东北挺进,妄图先机在沈阳、长春及主要铁路干线实行战略展开,把我消灭在东北,至少也要挤出东北。

  我党中央十分重视东北地区的斗争,及时做出果断决策,从关内老解放区抽调十万大军和二万多党政干部,兼程赶赴东北。为加强对东北地区的军事、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选派二十多名中央委员(包括李富春同志)前往东北,组成中共中央东北局及西满分局和北满分局,建立起九个省委和省政府及省军区。中央按照形势及任务的需要,决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提出“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以利坚持长期斗争。

  中央任命李富春同志为西满分局书记。当时所说的西满,是指中长路沈阳至哈尔滨以西,包括齐齐哈尔、海拉尔的广大平原及丘陵地区。其中,克山、讷河、肇东、扶余、洮南及通辽等地盛产粮食,黑河有金矿,大小兴安岭富有木材,以及四通八达的铁路公路等,构成这一地区的重要有利条件。北满分局撤销后,西满辖区包括嫩江、黑龙江、辽吉、兴安四省,前后方交错,互为犄角之势。西满地区战略地位之重要,还在于它是东北通向关内的要冲,输送干部、调遣部队、往来物资、铁路运输都要经过这里。在伟大的辽沈战役时,西满临近前方,又是主要的后方供应基地之一。

  西满分局成立后,李富春同志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初步摸清了西满地区的地理条件和经济情况,阶级形势和群众情绪等等,提出了西满分局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东北工业交通发达,日寇统治多年,经济上实行征发和配给制度,造成农村极端贫困,手工业破坏殆尽,物资原料全部集中于城市,都市人口相当集中。因此,必须力争控制中小城市及交通线,据以开展乡村工作,恢复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同时发展城市的轻工业、手工业,安置失业工人,开辟对外贸易,以减轻对大城市的依赖,并有效地包围大城市。又由于工农业的实际情况,旧式的富农经济比较发达,封建型的经营地主也比较多,农村雇农就占相当数量。日寇的十四年统治,人民只仇恨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反动派不了解,有着“正统”观念。因此,必须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争取人民的大多数。首先,应以民族斗争的口号,肃清敌伪残余,开展反奸清算运动,为发动人民的起点,借以打开工作局面。经过一段工作,才能进到减租减息、分配土地、发展生产等等。为此,富春同志提出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加紧发动群众,以完成反奸清算、消灾土匪、整编部队、解决财经供应等四项任务,打下建设西满根据地的基础。

  (二)从反奸清算到土地改革

  争取东北当时的急务,就是要以东北人民自己的力量,摧毁日伪法西斯统治的残余,并削弱其与国民党顽固派结合的社会基础。富春指出,要从清算日伪的公产、公款,到清算借日伪势力作恶多端,发财致富的战犯、汉奸、特务分子及土匪首领;在清算运动中联带解决组织人民,建立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克服财政困难等任务。亦即要使清算运动成为城乡各阶层人民的、统一战线的广泛群众运动。由于这个部署完全适合群众当时的迫切要求,各地反奸清算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富春同志曾深入通辽地区,指导制定清算步骤和确定镇压的对象,在当地挖出了两个大汉奸,镇压了之后,人心大快,树立起我们的领导威信,社会秩序明显好转。在整个地区清查出大量的日伪财产物资,大部救济了当地贫苦群众,解决了他们当前的生活困难和部队部分供应问题。他提出在反奸清算运动申,有些重要问题必须相应解决,以利根据地的创建。比如,在清算较彻底的地区,应立即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提高职工工资待遇,没收的耕畜农具应分配给贫苦的农民,以准备来年的春耕生产,并随着运动的发展,逐步建立农民协会,建立基层政权,发展党。

  当时,战犯汉奸、国民党特务跟许多股土匪相结合,三位一体。先前他们主要占据农村,随后进占中小城市,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破坏正常的生产活动。他们成分复杂,许多汉奸、特务、伪军官、警宪头子,都被国民党委任为团长、旅长、军长等职。富春同志强调剿匪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强调对土匪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以分化和孤立敌人。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取得重大战果,解放了甘南、林甸、讷河、泰来、景星等县城。在齐齐哈尔市,随着苏军撤退,经过几昼夜的激战,全歼匪军张伯藩旅三千余人,缴获大量武器、物资,生擒旅长张伯藩,第二次解放了齐齐哈尔市。

  富春同志分析形势,认为虽然国民党部队纷纷北上,大军压境,但估计在苏军撤退前,敌人还不会有大的军事行动,决定调动我一部主力,配合地方工作,发动群众,消灭土匪,从而争取了将近半年的时间,集中精力于根据地建设,打下对付国民党军进攻的基础。并指出特别要注意建立通辽、开鲁、康平、奈曼一线地区和加强讷河、嫩江等后方基地的建设工作。这样,即使敌大举进攻,我们仍可向东或向南机动,阻止和打击敌人。

  当时,西满七十七个县旗群众运动的形势,搞得好的只有辽西的铁(岭)法(库)康(平),嫩江的甘南、肇东等少数县份,大多数地区群众斗争开展得很不够。各地斗争发展不平衡,干部的思想认识也不平衡。富春提出的任务是:经过清算和分土地两道斗争的地区,要普遍解决土地问题;经过清算一道斗争的地区,要提高到一类地区;很少开展斗争的地区,要提高到二类地区。在方法上,他提出要把搞得快和搞得透结合起来,要走群众路线,不能包办代替。在步骤和策略上,应集中火力先打大恶霸地主,把他们的威风打下去。群众真正起来了,中小地主就会动摇孤立,退出土地,或同意借粮增资,从而最终达到平分土地,完成土改的目标。在政策上,明确规定了对于富农、中农、开明士绅和中小地主的土地财产的不同对待;规定了对逃亡地主、东北军军官的土地分配政策;还规定了对青苗、牲口的处理以及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等等。指出要十分注意稳定中农,吸收中农参加运动,但领导杈应牢牢掌握在贫雇农手中。并要在运动中吸收贫雇农先进分子入党,建立农村基层政权和党的组织。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进行土地复查运动,发现不少地方出现群众发动得不够、封建势力并未彻底打倒的“夹生饭”现象。对这类地区,又重点派人去进一步发动群众,解决有关的问题,真正完成土改任务。但不久又有些地方出现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城镇工商业的过火行为,发生一些“左”的错误。对此,根据中央政策精神,做了认真的及时纠正,巩固了土改成果,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三)增产节约,一切为了前线

  在土改运动胜利进行的同时,军事形势却很严峻。国民党军队在占领沈阳、四平、长春等重点城市之后,正沿中长铁路向北推进。富春在干部大会上做了《从最困难着想,力争胜利》的报告。他概括可能发生的八个方面的困难:敌人继续进攻,哈尔滨、齐齐哈尔可能被占,我们转到农村打游击;群众尚未充分发动,部队装备差,不能打胜仗;地主武装暴动,社会秩序大乱;天旱无粮,小城镇粮不够吃;没棉衣,往北走更冷,冻死人;财政拮据,没钱,货币贬值;群众恐慌,党内思想混乱,人各一心,斗争失败。当然,后来情况并未发展到如此地步,但这个分析在当时却起到鞭策全党的重要作用。

  为此,李富春发表了题为《迎接一九四七年》的文章,向西满党政军各界发出号召,要求为克服经济困难、保障前方胜利,发动大生产运动。他说:首先要以最大的努力,注意发展农村经济,目前要认真准备与组织好春耕,通过土改激发农民的劳动热情;经过农民互助及政府农贷,解决好贫苦农民的生产困难;要着重扶助手工业及中小加工作坊,组织农民消费合作社、生产运输合作社等等。他还要求认真扶持私人工商业的发展,保障其营业自由,并予以信用贷款及铁路运输等等方便;非军事的公营企业可以公私合办或商办公助,奖励商人对解放区外进行贸易。

  他要求后方的机关和部队,从事一定的农业、手工业的生产,自给粮菜零用,以减轻人民的负担。还号召机关、部队、学校厉行节约,定出每人及全单位的节约计划,表扬那些做得好的单位或个人,批评不重视生产、不注意节约的干部。他指出,铺张浪费不只是个经济问题,它还会败坏党的优良作风,使我们严重脱离群众。

  他说,我们的机构上面大、底下小,像个倒宝塔;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时,这个宝塔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没有牢靠基础,大家必须深入群众。在他的号召下,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生产节约运动,迅速在各地各单位展开。

  一九四七年初,国民党军队对东北地区采取了“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妄图先消灭南满我军,而后北上,占领西满、北满、以至全东北。我军克服了严寒和装备、运输上的各种困难,胜利地在南满进行了“四保临江”的战斗。在北满和西满,我军又三次出击松花江以南地区,坚决打击长春、吉林周围各地之敌。这样,南北互相支援,消灭和消耗敌之大量人力、物力,取得很大的胜利。为了支持以上的作战,西满各省提供了大量的后勤支援。翻身农民踊跃支前,由许多县长亲自带队,出动几万民工、上万付担架及车辆、骡马。他们紧跟部队,仗打到哪里就跟到哪里,保障了给养弹药的充分供应和伤员的及时后送。各省的财力、粮食、物资,都首先调拨给部队,满足前线作战的一切需要。各地还纷纷动员翻身农民参军,每个县都组建二线兵团一至二个,经过训练补充主力。

  总的来说,根据地经过土改、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后方增产节约,一切财力、物力、人力集中支援前线,这不只为当年的战争,而且为第二年的“辽沈战役”主力会战的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主持全军后勤及东北财经工作

  在西满根据地创建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李富春奉调到中共中央东北局,主持东北全军后勤及东北全区的财经工作。一九四七年六月,以富春为首的东北财经委员会成立后,具体部署了对外贸易、金融、物价工作;他还负责部队后勤供应及兵工生产,和对铁路、公路、航务、邮电工作,工矿企业工作以及农业生产工作的管理指导。

  最困难的首先是解决部队的冬季被服供应,这要筹办大量的布匹、棉花。对战斗任务频繁的主力部队,要发给成套的冬装,包括棉鞋、皮帽、手套;对非主力部队则要调拨给足够的原材料,由他们自行组织力量加工。人数要统计准确,加工工作要抓紧,务必按时把冬装发到连队手中。军工生产要根据需要,保证重点,确保性能、质量,检查要严格,尽量不出或少出事故,保证把弹药准时送到前线部队。铁路运输问题比较复杂,属于我军控制的地区,要做到畅通无阻;游击区遭到破坏的要及时抢修;敌占区的铁路,则要加以破坏,使之无法运行。所有工作都要围绕一个中心,即保证前线胜利作战;如果不明确这个目标,就是一个盲目的财经工作者。

  李富春同志指出,战争已转成统一指挥的、大兵团作战的运动战和攻坚战,战争的消耗日益增大,要求主力部队更加扩大,装备更加完善;支援战争的后勤、医疗、运输等必须提高质量及准确程度。因此,有计划地、统一地使用财力、物力、人力,支援战争、支援全国,并努力保障经济的发展,就成为当前财经工作的主要指导方针和迫切任务。为此,必须精密计算与厉行节约。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八十用于战争,诸如被服、粮秣、器材经费及其他物质消耗,大都以人数为基准,所以人员统计必须准确,并合理使用,防止浪费;还要留有后备,以应付意外出现的困难。

  根据以上的精神,在富春直接指导下,制定了一九四八年财政收支计划,一九四八年粮食需要概算,一九四八年被服、军需、器材概算,一九四八年经常费支出概算,一九四八年各项被服标准与概算等等。这是一个比较完备、比较正规的财政计划及综合概算,表明东北地区财经工作及后勤供应,已由分散向统一发展迈出了一大步,对尔后的财经工作产生了巨大的深刻影响。

  一九四八年九月,为保证辽沈战役的重大支前任务,经李富春提议,把东北后勤分为后方勤务和野战后勤两部分,后方分管军工生产、物资筹划及运输、战地资财的分配及调整调度工作。锦州战役开始后,国民党重点攻占了彰武、新立屯,炸毁铁路桥梁,切断了我铁路运输线,造成前后方隔绝的紧张局面。富春同志当机立断,派得力人员率领汽车团,从通辽经奈曼旗辗转至北票,将急需的作战物资,特别是足够的炮弹,运送至锦州前线。他还指示组织大量的骆驼队运送油料及其他物资至阜新地区,保证了锦州战役及黑山阻击战的决定性胜利。辽沈战役结束后,人口众多、物资丰富、全国重工业中心的东北,又成了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后方;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对支援全国解放及尔后的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五)东北地区财政经济的统一部署

  一九四七年冬,东北我军向国民党军发起了强大攻势,歼敌八个整师,克城十八座。除长春、沈阳、锦州等十一座城市外,其余一百七十六座大小城市均被解放。东北解放区从南到北,连成一个大片。根据这种“敌强我弱”已经根本改变、战争已发展到外线作战的攻坚战形势,我们的财经工作的重心必须实现由乡村转到城市,工作方法必须实现由分散到集中统一的重大转变。对此,我们广大干部思想准备不足,表现为本位主义;只顾一时利益,不顾长远的整体利益。对于不遵守制度、不讲究政策、不会精密计算等游击习气和作风,必须从根本上加以克服,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

  一九四七年十月,东北局召开了全区的财经会议,李富春做了报告和会议总结。他指出,今天我们需要有日益壮大的和日益正规化的主力部队,才能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和阵地战,大量歼灭敌人,非此莫能致胜。这是与从前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日战争时期大不相同的。战争的这些特点,规定了我们的战时财经工作的特点。要支援这样一个统一指挥、集中行动的大规模战争,必须统一筹划,集中力量,一切为着前线,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特点,就会犯重大错误。因此,一切不适合于战争需要的财经思想,都必须澄清。他指出以下错误观点必须克服:一是单纯游击战争的观点,仍然停留在被分割的农村游击战争的时代,不知道要以最大的力量建设主力、支援主力作战;二是平均主义、百废俱兴、忽视战争的和平建设的观点,不懂得分别轻重缓急,片面地和孤立地强调局部工作的重要性,以致脱离基本(土地改革)和脱离中心(支援战争);三是铺张浪费、形式主义的观点,不知道节省国家财力和民力、物力,以致后方与前方脱节,工作与战争脱节;四是狭隘保守的财政观点,只顾群众眼前利益,不了解战争是发展的,必须努力发展生产、扩大财源,才能支持大规模的持久战争,而斤斤计较眼前的一点局部利益,放松动员与组织人民群众对战争的支援。

  与其他老解放区比较,东北有较丰富的资源和重要的工矿业及交通便利的条件,较容易克服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基础与支援大规模战争的矛盾。东北解放区是一个新生力量,只经过两三年战争,经济潜力较大,不同于老解放区经过十年战争和几次大的灾荒,存在着财力、物力、民力近于枯竭与长期作战需要的矛盾。经过一年多的政治经济改革,特别是普遍地进行了土地改革,摧毁了封建的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制度,从而开辟了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由于敌伪大企业均收归国有,可以引导和扶持一切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我们不怕封锁,存在着自力更生的有利条件。这是一个具有新民主主义国家规模的基地,我们不能用手工业方式小手小脚地去干,而必须采取计划经济模式,实行统一筹划、分工合作、公私兼顾、军民兼顾,走大规模地发展经济的道路。

  为了现代战争的需要,贯彻统一发展的整体观点,并与群众路线很好结合起来,富春提出的财经方针是:第一、大力发展经济,努力生产,支援前线,支援全国;第二、动员群众,依靠群众,公私经济结合,军民利益兼顾;第三、统一领导,分工经营,统一筹划,分工负责,精密计算,结成一体。在财政收入方面,要从发展经济着手,大公与小公分工负责,确保大公财源为主,地方做到生产自给。在财政支出方面,要量入为出,把充分壮大主力部队与长期打算相结合,支援军事与发展经济相结合。在制度建设上,必须做到统一编制、统一标准和预决算平衡,克服漫无限制、不受约束的状态。对财经与后勤工作的要求,要做到严格精密的计算,实行科学管理。也就是说,财政上实行严格的审计制度;企业管理要实行成本核算与盈亏核实;后勤工作要做到精确统计人数,加强物资及运输的管理手续,务求节省,提高对人民与对战争的责任心。

  李富春对统一后的工矿业、交通业、商业如何领导管理,都有具体的思想指导。他提出,我们发展工矿业的办法,是有重点地进行公私企业结合,互相促进发展,军民兼顾,相互调剂,结为一体。许多行业都应如此,而不应什么事都由公家去干,这样既节省了国家财力,又扶持私人经济,维持了员工及贫民的生活。企业工会要组织和教育员工,提高政治觉悟,讲究劳动和经营效率,增加生产;既要注意改善工人的生活待遇,又不应一时提出过高的要求。劳动时间除矿山为八小时外,其他行业可以九至十小时。交通运输业的管理,应该依靠广大员工的力量而又保持集中统一的调度。政府供给铁路以较贱价的粮食和燃料,铁路又无偿地使用原属国家所有的一切资材,就应该按照预决算制度办事,经过严格审计,达到收支平衡。除军事运输无代价承担外,对各省、各部门的运输物资按章收费。商业方面,要求对内商业自由,对外贸易统一管理。要争取金融物价的稳定,适当限制商业利润,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差价,严禁投机倒把,并规定机关、部队不准做生意(工农业生产除外)。对外贸易方面,加强统一管理,严格缉私,保护必需品的进口,严禁非必需品与奢侈品的输入。作为新民主主义国家规模的经济,这一系列的政策规定,是完全正确和必需的,充分体现了李富春同志高瞻远瞩、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革命精神和求实态度,具有远大与深刻的历史意义。

  (六)保护城市,执行正确的城市政策

  东北解放战争不断向前发展,大中城市相继解放。但在接管城市的工作中,由于派出的工作人员缺乏经验,多次发生违犯政策的事情。如打开仓库,把粮食物资一下给贫民分光。又如允许农民进城挖财宝,打击了地主兼营的工商业等等。为制止这种混乱现象,东北局根据李富春的建议,于一九四八年三月发布了关于城市接管政策的指示,要求爱护新解放的城市,保护工商业。战斗结束打扫完战场,除卫戍部队外,野战军都撤出,不破坏一座房屋,不砍伐一株树木,任何机关、部队不准随意进城收集物资。

  在六月初的财经干部会议上,李富春做了《关于进城后有关财经具体政策问题的报告》。他指出,今天我们进城市不是准备撤退,也不是赶快抓一把物资。“今天的城市改革,不是破坏建设而是保护建设,是利用城市组织生产力、发展生产,创造新的大批物资来支援战争。”因此,进城后,不论是民族资本工业、还是地主兼营的工商业,甚至官僚资本,均暂时一律不动。待清查结束后,如确系官僚资本则可没收;而属私人资本则应坚决予以保护。亦即要尽量缩小打击面,除罪大恶极的汉奸官僚外,均可让他们开业,不得把汉奸官僚、蒋伪残余的帽子随便扣戴,不要乱没收。

  他着重申明,“保护私人工商业与扶持私人工商业是两件事。保护私人工商业是一律的,但扶持与发展则应有所区别。”工业与商业要分开,工业应扶持,凡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应优先发展;对消费品、奢侈品、迷信品的制造不予侵犯就够了。商业应予保护,但对那些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就要给以打击和限制。关于蒋伪公营企业,他指出:在步骤上,首先是组织工人、特别是技术工人保护工厂,不要让其逃散;其次是了解工厂的情况,尽可能全部或部分地迅速复工。对专家、技术人才,如工程师、大学教授、医师等,一律收罗起来,不论其思想如何,在生活上给予优待,不能当做俘虏加以看管。

  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李富春所做报告的精神,发出了《关于保护新收复的城市的指示》,指出“现在我们有了城市,就应当爱护城市,发挥城市的仵用,使城市生产更多的军需品、日用品,来支援战争并繁荣解放区的城市。现在战争,没有城市的支援,没有铁路运输,是不能取胜的。”八月中旬,东北局召开了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由王稼祥主持会议,李富春做了主要讲话。这是为解放全东北,接管长春、沈阳等大中城市做准备的会议。根据李富春讲话的精神,确定四个方面的经济政策,即: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依靠并发展合作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禁止与打击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经营。这些政策的提出,标志着东北地区的领导对城市经济的管理思想达到一个新水平,对后来的实践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