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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在东北的业绩

邓力群

2016-04-09 09:54:00|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371|来自: 辽沈战役纪念馆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到一九五○年十二月的四年多时间里,先后担任牡丹江地区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代表、合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辽东省委书记等职务。在东北工作的艰苦岁月里,张闻天不仅在根据地的剿匪、建军、建政、建党、土改和经济建设等方面有重要建树,而且还提出或参与提出过有关东北全局基本方针的建议。东北全境解放前夕,他又及时、系统地阐明党的工作重点要由农村向城市转变,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等等。张闻天在东北工作期间阐述的理论见解和政策主张,对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推进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与提出和贯彻执行东北工作基本方针

  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中,东北是国共两党必争的战略要地。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七大就明确提出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苏联出兵东北,又为我党夺取东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日本投降后,中央立即派出包括二十名中央委员和四名政治局委员在内的大批高级领导干部,率领从延安和华北、华东抽调的两万干部、十万大军挺进东北。但是,得到美国大力帮助的国民党,当时在军事装备和交通运输上都占有绝对优势。张闻天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由延安抵达沈阳。当时国民党先头部队已占领山海关到锦州一线,并积极准备北犯。而我开赴东北的主力部队大多还在行军途中,刚到的部队也尚未得到休整,加之缺乏群众基础,没有根据地作依托,我军一时难以集中兵力作战。苏联又依据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要把东北的重要城市和长春铁路干线移交给国民党政府。我进入东北初期收编加委的不少土匪和地主武装,则策应国民党的进攻而纷纷叛变,一时间东北的许多县城又被敌伪残余势力所占据。面对急剧变化的形势和复杂斗争的局面,如何把中央夺取东北的战略决策和东北的实际相结合,适时地提出正确的东北工作方针,使我们在东北立住脚跟,逐步壮大力量,夺取全局的优势,这是摆在东北全党面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由陈云主持,张闻天参与起草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并以陈云、高岗、洛甫(张闻天)的名义电报东北局和中央。电报分析了苏联在东北的基本政策和美蒋勾结与我必争东北的基本形势后指出,通过独占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东北,“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提出东北工作的基本方针应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并迅速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分散到广大乡村与中小城市,放手发动群众,肃清汉奸土匪,扩大部队,改造政权,建立根据地。在同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逐步夺取全东北的优势。十二月九日,中央对陈、高、洛所提东北工作的方针表示“完全同意”。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对东北工作方针作出了更加明确、系统的阐明,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初,张闻天由哈尔滨取道牡丹江赴合江。十三日由牡丹江出发,行至林口,遇土匪作乱。经请示北满分局同意,张闻天暂不去佳木斯,而折回牡丹江,作为牡丹江地区北满分局代表,在宁安县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指导牡丹江地区工作。一九四六年五月,牡丹江到佳木斯的铁路线打通,张闻天到达佳木斯主持合江省委工作,直到一九四八年五月。合江位于东北边陲,原来设想,一旦哈尔滨被迫放弃,我将在这里建立以佳木斯为中心的北满根据地,作为支持解放东北的总后方。张闻天在牡丹江特别是在合江的工作,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落实党中央建立东北根据地指示的。

  张闻天到达合江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贯彻中央的东北工作方针。他高瞻远瞩,胸怀宽广,和原省工委同志一道总结前段工作,肯定成绩,检查失误,并于六月二十日在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总结发言。指出前一段省工委做了大量工作,初步建立了省县两级政权,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建立了武装,剿匪斗争成绩很大,为合江省的工作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由于主客观原因,工作上也有错误,主要是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次会议端正了指导思想,统一了认识,提出了“一个中心(发动群众)、三项任务(剿匪、生产、支前)”的工作部署,使合江根据地的建设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向前发展。

坚持正确的土改路线

  根据地的建设,关键是发动群众。张闻天十分强调发动群众的重要性。他多次指出,合江的大事,东北的大事,就是要使群众觉悟起来,为自己的土地、牛羊而斗争。谁能做到这一点,谁就能得天下。不发动群众,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权,也只是-个“流亡政府”。没有群众基础是很危险的,甚至会死无葬身之地。

发动群众的中心环节是解决群众迫切要求的土地问题。

  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党继续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只对日伪土地采取没收办法。一九四六年的“五四指示”改变了这一政策,实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张闻天根据东北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执行这些政策,取得了显著效果。

  东北北部土地问题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是存在大量所谓满拓地、开拓地。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强行掠夺的土地,属于敌伪财产,按政策应予没收。问题在于没收以后归谁所有。敌伪这些满拓地、开拓地中,不少是从地主手中夺取的。许多地主在土地被夺后成了土地经理人,继续进行租佃剥削。日本投降后,他们提出“物归原主”的口号,企图恢复土地占有权。按照当时规定,对于一般地主只采取减租减息政策,但是张闻天依据抗战胜利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根本变化,从东北的土地关系和阶级状况的实际出发,着眼于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大局,主张将满拓地、开拓地不是发还给地主,而是“分配给无地与少地的农民,变为他们的私产”,使农民从得到的实际利益中,提高认识,跟着党走,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参见《张闻天选集》第三四九页)。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月宁安县和牡丹江市临时参议会相继通过张闻天起草的《分配敌伪土地大纲》。三月二十日,东北局《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对此作出了正式规定。四月,延安新华总社将宁安分配满拓地、开拓地,发动群众的经验,播发全国解放区。

  张闻天到达佳木斯,恰逢中央“五四指示”发布之后。从一九四六年六月开始到一九四八年上半年结束,历时二年,张闻天始终把指导土改作为中心任务。他集中精力,亲自蹲点,从发动群众反奸反霸,煮“夹生饭”,到平分土地,组织大生产运动的整个过程中,根据斗争发展的具体情况,及时反对“左”右倾向,正确执行土改的阶级路线,一直比较稳妥地掌握住政策,正确指导着运动。

  土地改革是推翻地主阶级几千年统治的大革命,它必然遇到地主阶级的反抗。东北的地主阶级,在抗战胜利初期,利用他们掌握的地主和土匪武装,配合国民党的进攻,妄图使我不能立足东北。在土改开始后,他们又改变斗争策略,收买干部和积极分子,搞假农会、假斗争、假分地。当时派下去的土改干部少,不能面上铺开,加上有些干部缺乏经验,急于求成,致使土改搞得不彻底,甚至走了过场,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夹生饭”。张闻天首先发现“夹生饭”问题,并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初在东北局副书记陈云赴南满前到合江等地巡视工作时,向他谈了上述情况和深入开展土地斗争的意见。不久,东北局发出《关于解决土改运动中“半生不熟”问题的批示》,要求对东北普遍存在的土改“半生不熟”问题,认真及时解决。

  为了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张闻天多次亲临桦川,指导斗争,总结煮熟“夹生饭”的经验。他强调,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纯洁积极分子队伍,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农村阶级斗争的中心内容”,是煮熟“夹生饭”的关键,也是建立根据地的基本问题。与此同时,为了有利于分化地主阶级,集中力量打击恶霸地主,张闻天从合江的实际出发,对小地主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即政治上斗争,经济上实行减租。这是由于合江“真正的小地主数量不多,作用也不大”,“一减租它就垮台”,同样可以达到消灭地主阶级的目的。在张闻天领导下,合江及时解决了“夹生饭”问题,土改搞得比较彻底。

  在克服右的偏向的同时,张闻天以同样的坚定性反对“左”的偏向。其中最主要的是打击中农问题。早在反奸清算运动阶段,当群众初步发动起来之后,有些地方就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忽视团结中农的现象。诸如斗争果实只分给贫雇农,排斥中农参加农会的会议,甚至把有劣迹的中农当作斗争打击对象,等等。针对这种倾向,张闻天明确指出,贫雇农是土改的依靠力量,但必须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的大多数,形成浩浩荡荡的反封建革命大军,才能打倒地主阶级,胜利完成土改任务。他规定,在经济上,对中农实行“只进不出”的原则。一般不动富裕中农多余的土地;斗争果实也适当分给中农一部分;佃中农和贫农一样分到应得的土地等。政治上,对有过劣迹的中农(如日伪时期当过屯长、牌长及狗腿之类)进行说理批判,经济上不清算。凡讨论全屯划阶级、定成份、分土地、分斗争果实等重大事项,都要听取中农意见,不能只是贫雇农说了算。在保证贫雇农占优势的条件下,规定区村政权领导成员的中农代表不得少于四分之一,等等。这一系列具体政策和措施,合江规定得比较早,执行得也比较认真。

  一九四七年冬,土改出现了平分土地的高潮。在高潮中,东北有些地方片面理解满足贫雇农要求的口号,搞起了“扫堂子”,扩大了打击面,使一些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被当作地主富农斗争。当时“扫堂子”风在东北一些地方刮得比较厉害,以致影响到合江的一些干部也责问省委为何不搞“扫堂子,甚至怀疑省委右倾,个别地方也有自行动手搞的。张闻天经过实地调查后断然宣布:“扫堂子”是“左”的东西,不能搞。它搞乱了阶级阵线,破坏了党的政策,严重侵犯了中农利益,必须坚决制止。并指示《合江日报》编辑部不要转载《东北日报》有关“扫堂子”的报道。

  在反对“左”的偏向过程中,要解决一个将放手发动群众同执行政策对立起来的认识问题。张闻天认为,强调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土地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放手发动群众,不是不要政策,而是应该用党的政策去发动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而不要党的政策,是一种迁就群众暂时利益的自发倾向。由于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思想的支配,不注意劳动致富和封建剥削的原则区别,而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的生产发展,往往容易把富裕中农当作富农去对待,把富农当作地主去斗争。如果离开党的政策而让群众任意行动,势必搞乱阶级阵线,严重脱离群众,甚至使土改斗争遭受失败。他根据合江的实践经验提出,在放手发动群众中,不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政策便成为空洞的条文,不符合群众的眼前利益;“阶级觉悟只有与物质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但只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迁就群众的自发倾向,不以党的政策去指导群众运动的方向,是庸俗的经济主义,不符合群众的长远利益。

  合江土改,群众发动充分,政策掌握比较稳妥,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它的成功经验,得到中央和东北局的肯定和赞扬。一九四八年三月东北局在《关于平分土地运动的基本总结》的文件中,在分析平分土地运动中各地发生的错误偏向以后指出:“有些地区则掌握政策较稳,如合江省即是这样一个例子。”

  当然,土改是农村的一次大变革。在这样大规模的革命风暴中,不能想象不会出现一些缺点和问题。应该说,合江多数地区曾以抗战胜利前七年的经济状况,作为划定阶级成份的年限,因而扩大了打击面,这是主要缺点。由于各地土改工作团政策水平不平衡,有些地方也有包办代替等现象。在张闻天领导下的合江省委及时纠正了上述缺点,按照中央规定的政策重新划定阶级,经济上也给错划者以适当补偿。这样,土改后全省的农业大生产运动就蓬勃展开了。          

  在实行土地改革、建设东北战略后方的斗争中,张闻天还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对待民族工商业的具体方针政策,对建成巩固的合江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张闻天经过调查研究,肯定了合江和东北同样存在着民族资本,批评了“东北只有敌伪资本”的错误看法,并在政策上作出了明确规定:对汉奸、特务的大、中配给店与加工业主,进行政治清算,没收其财产;不属汉奸、特务的中等配给店主,酌量实行经济清算,保留其正当工商业;汉奸、特务的小配给店主,除经济清算同一般中等配给店主外,还要进行政治清算;一般小配给店主,免于清算;正当中、小工商业资本家一律保护(参见张闻天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为合江省委起草的《佳木斯市反奸清算处理办法》)。张闻天提出的城市反奸清算原则和具体政策,正确解决了东北城镇工商业的特有矛盾,妥善处理了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防止了“左”右偏向。

  反奸清算基本目的达到之后,张闻天则要求把注意力放在恢复和发展私人工商业上面,指明它是改善人民经济生活、建立巩固根据地、支持长期战争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任务。他大胆提出“大量的吸收私人资本”,及时总结实行劳资分红制、活跃市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实践经验。他为合江省委起草的《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对保护和发展私人工商业的一些主要政策,作出了明确规定。例如:扶植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特别是私营工业企业的恢复和发展;公私合营企业的私方代表“应有职有权”,发挥他们的管理技能;鼓励和允许粮食与其他农副产品自由贸易;以价格和税收政策调节市场,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促进城乡商品交流和发展,以及对私人资本的消极作用进行必要的斗争,等等。在中央“五四指示”下达仅半年,张闻天就在上述文件中,对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的关系、贸易政策、物价政策、工业政策、工资政策、税收政策等作出了正确的系统规定。这些,无疑充实和丰富了中央保护工商业的总原则。就现在所见到的材料,这个文件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系统总结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政策的一份历史文献。

  一九四七年冬的土改高潮中,东北不少地方出现了破坏私人工商业的偏向,在充分满足贫雇农要求的口号下,为了更多地挖浮财,让农民纷纷进城没收地主、富农兼营的工商业。这股风影响到合江,佳木斯市郊农村甚至边远县的农民也赶着大车进城挖浮财。面对这种紧急情况,张闻天从理论上讲明民主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强调土改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不应超越民主革命阶段去消灭资本主义,并坚决制止这种错误行动。合江又一次顶住了侵犯私人工商业的浪潮。省委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发布的《在平分土地运动中保护工商业》的指示,得到中央的肯定。同月三十一日,中央指出:“合江省这一指示,经修改后,可适用于整个东北各地。”

  以张闻天为书记的合江省委,经过两年的实践,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实现了农村的伟大革命,城镇工商业一派欣欣向荣。合江从农村到城市出现了崭新的面貌,从一个政治混乱、土匪猖獗、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地区,变成了东北巩固的战略后方,有力地支援了东北解放战争。

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

  一九四八年五月,张闻天调任东北局常委、组织部长。当时,全国解放战争处于反攻阶段,东北全境即将解放。老区半老区的土改基本完成。在新的条件下进行经济建设的时期已经到来。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一九四八年八月,东北局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并委托张闻天作会议总结报告。会后,他以报告为基础,写成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分析了东北解放后五种经济成分的性质、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势,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和基本政策。张闻天有关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发挥和阐述,对于新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具有深远的意义。

  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变的问题,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张闻天结合东北实际贯彻执行,并在理论上有所发挥和发展。东北解放较早,先于全国遇到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张闻天适时地、系统地从理论上阐述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向城市转变的必要性。他指出,过去东北党的工作重点在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在农村积蓄力量,进而夺取城市,解放全东北,是完全正确的。“不先把农村搞好,就不会有城市”。现在,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东北的政权和城市即将为人民所有,党的工作重点需要及时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他说,这是由于东北解放后,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时期,城市在经济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城市“代表更高的生产力,代表工业、技术、科学与文化”,成了经济、政治、文化与科技的中心。以城市先进的工业去帮助落后的农业,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为了繁荣城乡经济,巩固工农联盟,必须发挥城市的力量,加强对农村的支援,努力满足土改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对工业品与科技的需要,以达到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东北处于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后方,仅靠农业小生产经济是不够的,它需要以城市工业对全国解放战争的充分支持。同时,张闻天还指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不能丢掉农村,而应该城乡兼顾,使工业和农业共同发展。

  总之,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它应该而且有资格领导乡村”。党的工作重点应适应新的形势,从指导思想、工作内容到领导方法、领导作风都需要及时从农村向城市转变。在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城市的历史新时期,经济建设成为东北解放后的主要任务。为了探索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规律,张闻天富有创见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

  首先,张闻天分析了东北解放后由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小商品经济。早在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八日,张闻天在东北局召开的各县委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联席会议的报告中,就把新民主主义经济形式,规定为以上几种。本来,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问题,早为党中央所关注。中央的有关提法有一个发展过程。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曾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菅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张闻天关于五种经济成分的规定,使得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更加具体、更加深入。后来,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就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由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把这个问题讲得更加完善了。

  张闻天深入调查研究,正确分析中国经济状况而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为党制定新中国的经济路线和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第二,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多种经济协调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总政策。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东北局城工会议上,张闻天深刻阐明了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居于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是和私人资本主义进行竞争,反对投机操纵的最有力武器,影响与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进程和社会主义方向,也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基本保证。“任何把恢复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放在国民经济第一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但是,国菅经济必须切实改变不少单位管理很差,“以至经常赔本”的状况,否则难以发挥它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支柱作用。与此同时,张闻天也明确指出,在国营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不是束缚而是促进“多种成分普遍发展”。否认其他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及其不可替代的有益的补充作用,企图过早地消灭多种经济成分,也是错误的。这是由于现实生产力的水平还很低,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掌握的物质技术基础还不发达,国营经济更不可能去囊括社会经济的一切领域,需要其他经济成分在各自的适应范围内“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从而把全社会的经济力量都充分组织起来,构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有机整体,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协调发展。

  第三,“先供销合作然后生产合作”,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途径。农民小商品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权的巩固,关系重大。张闻天认为,把农民小生产者组织在农业生产互助组,实行自愿互利原则,对于提高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是有利的。但是,只有生产合作,而没有供销合作,则缺乏一条把农民小生产者与国营经济联系的“纽带”。农民小商品经济是依赖于市场的。农民迫切希望国营经济供给廉价的工业品,又以公道的价格收买他们多余的农副产品,免除私商的中间剥削。为了适应和发展农民小商品经济的需要,张闻天提出建立以个体私有制为基础的集体经济组织――供销合作社,作为农民自愿结合的群众性的经济独立组织。国家应从资金、税收、货源等多方面给以必要的帮助和支援,把供销合作社经济当作国营经济可靠的同盟军。

  供销合作社实行独立核算,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社员自愿入股,按股分红。在盈利分红问题上,有过激烈争论。反对实行赢利分红的意见认为,这样做会把供销合作社变成钱多的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资本主义的“合股商店”。张闻天则认为,供销合作社在为群众服务的方针下所取得的利润,同私人资本家的剥削有根本区别。它是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群众的合理的利润。利润中的一部分作为公共积累,扩大合作社的业务和规模,经营文化卫生等社会集体事业。随着公共积累的增多,既可以为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准备必要的物质条件,又可以利用资金购买新农具,开发新技术,促进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利润的另一部分,实行按股分红。依据社员群众的实际觉悟水平,开始分红可适当多些,以吸引更多的农户入社入股。随后公积金可适当多些。多入股的多分红,但同样只有一票的权利。因此,不必担心钱多的少数人会夺取供销合作社的领导权。只要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实行正确的方针,供销合作社就可以越办越好。可见,实行赢利分红,能够不断发展农业生产,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使大家共同富裕起来,说明这个原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张闻天的上述正确意见,得到毛泽东的明确支持。

  张闻天这种主张把供销合作社与发展商品生产与社员经济利益直接相联系,逐步地、稳妥地引导农民共同富裕,走向社会主义的政策原则,是运用经济规律来领导经济,可以避免行政强制、急于求成的作法。因此,他把组织供销合作社放在发展农业生产的战略地位,看作党在农村中的头等大事。主张供销合作社成为国家“在经济上指挥农民小生产者的司令部”和国家把农民小商品经济引导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最主要的组织形式”,主张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供销合作社的组织系统,制定切合实际的一套章程,加强领导,按照“‘从供销到生产’的规律”(参见《张闻天选集》第四O二页和第四二七页),指导新民主主义农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

  第四,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这是张闻天深入研究多种经济成分,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提出的重要政策主张。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限度内的发展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正确的方针是,鼓励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限制其消极破坏作用,更不应过早地采取消灭政策。解放战争期间,主要由于战争原因,造成私人工商业暂时的、一定的萧条。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国营企业垄断市场,排挤私人工商业;某些税务管理部门任意对资本家扣上“投机倒把”等罪名,造成资本家恐慌;还有工人运动中出现某些片面强调工人利益的偏向等。张闻天及时纠正了上述新的“左”的偏差,作出了《关于调整城市劳资关系的决定》、《关于贯彻“公私兼顾”方针的若干决定》,并给东北局写了《关于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报告》。在科学总结东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张闻天依据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在我国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和出租制、加工制、订货制、代卖制等四种具体形式,阐明了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的最好形式,是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这样,国家就可以把私人资本置于管理与监督之下,使它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向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总之,张闻天从东北的实际出发,对五种经济成分及其关系进行了科学分析之后,在正确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本质的基础上,勾画出一条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路线:“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的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容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见《张闻天选集》第四一五、四一六页)。所有这些,对当时即将全面开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吸收了张闻天的上述思想。

  张闻天马列主义理论造诣很深。在中央苏区根据地有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他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东北全境解放比其他地区早些,政权建立之后经济问题上的矛盾暴露得也比较充分一些。所以能够及时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达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

  张闻天在东北工作期间,为东北根据地的建立和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张闻天与我党其他卓越领导人一样,丰富和发展了作为集体智慧的毛泽东思想。

  张闻天在东北工作的时期,是有条件施展他的才华的时期,也是他一生中对自己工作感到满意和愉快的一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