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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北解放战争形势与任务的分析和部队政治思想工作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九六一年六月)

2016-04-08 16:28:13|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279|来自: 辽沈战役纪念馆

罗荣桓

  东北已无我独占局面,沿长春路各大城市,将为国民觉所接收。但我争取控制长春路两侧之广大地区,包括中小城市、次要交通线及某些工业原料地区.仍然来得及,这将会造成国民党还是处于劣势地位之可能。东北城市与乡村,既不同于关内各地,与资本主义国家亦有区别。沿长春路各大城市工业已受破坏,而海上交通之门户旅顺、大连,为苏方所控制,南满其他海口仍在我控制中。因此,我若控制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将使各大城市趋于孤立,其优势地位将明显下降。反之,如果我们没有掌握中小城市和次要交通线,将会发生困难。这一问题之提出,我认为有非常之必要,因为它关系到我们今后能否在东北坚持以及我们能否在同国民党或战或和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如果我们努力争取控制住沿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我们将来便有可能同国民党争夺大城市。

  (摘自1945年12月13日罗荣桓致林彪、李富春、吕正操电)

  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时间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要全面开展工作,全力支持这一长期战争,很好地接受最近与内战时的教训。部队作战需要保持有生力量。即使和平了,也需要有本钱,因此不要滋长拚命主义情绪。东北局要努力加强主力,以保持元气。

  (1946年3月15日林彪转发“荣桓同志来信”)

  从一九四六年六月到一九四七年春天,是蒋军向我进攻登峰造极的时期。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用了他最精锐的、经过美国的训练和装备的部队,计七个军、二十一个师,加上地方保安部队共三十五万人,向我们进攻。当时我们的兵力不超过十万人,敌人的兵力超过我们两倍,所以当时说敌人处于优势是完全有根据的。那时我们还没有立足点。后方到处是土匪扰乱,很不巩固。蒋介石企图利用这一时机给我们以歼灭性的打击。但是他没有成功,反而种下了失败的种子。他以一个团甚至一个营的兵力大胆前进,到处占领铁路线和城市,结果造成了兵力的分散。我军经过南满的四保临江和北满的三下江南,基本上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使之由进攻转入防御。

  从去年五月夏季攻势开始,我们进行进攻的作战至今已有十个月的时间,取得了一连串胜利,歼灭敌人二十七万,并使敌人三易主帅,三次改变作战指导方针。杜聿明由进攻开始转入防御,但采用了分散防御的办法,妄想把已占领的地方完全巩固起来。他失败以后来了陈诚。蒋介石要陈采取重点防御。于是,陈诚批评杜聿明是消极防御。而他的所谓积极防御,也只不过是依托重点,向外围扩张而已。卫立煌、罗卓英来后,又提出固点、联线、扩面, 实际上仍是换汤不换药,并未解决任何问题,反而是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

  去年冬季作战开始时,敌人共有四十四个师,又增调范汉杰兵团的两个师,共四十六个师,六十万人,比一九四六年兵力是增加了。但我们的力量更强了。在冬季作战中,我歼灭敌人八个整师零五个团,约合九个半师,十一万人。现在敌人还剩下三十八个师,包括后方在内,总数约有五十万人。敌人的兵力虽然和我相等,但却分布在被孤立的各个城市中。现在在敌人手中的城市,东北有十四座,冀东和热河有二十一座,共三十五座。其中许多已被我封锁了铁路线,陷于分割孤立的局面。敌人眼下连从吉(林)、长(春)到平津这样一条狭长的线也保持不住。它的战斗力也大大下降了,已不敢拿一个师来守一个城。在东北,敌人在阜新摆了一个师,在四平也摆了一个师,但马上要被我们吃掉。今后它已再也没有勇气用一个师来防御一座城了。冬季作战开始时,敌人还下命令要其部下死守,可是新立屯、法库的敌人想突围突不出去,被我歼灭;沟帮子的敌人则望风而逃。公主屯敌人曾出动十个师,想在辽河一带将我赶跑,可反被我歼灭两个师。今后敌人即使有五个师到七个师的兵力也不敢出来增援了。我们打辽阳、鞍山时,敌人就不敢出来增援。总之,就东北来说,在今天我军已经走向优势,敌人已经走向劣势。但是我们千万不能自满。东北形势发展所以能这样快,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指导方针。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毛主席给东北局的指示信中提出的战略指导方针已经完全兑现。毛主席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我们也是执行了的。因而能够取得胜利。

  二、东北局形成了“七七”决定。这一决定是以毛主席的思想作指导,具体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是完全正确、无可怀疑的。这一决定的形成是东北工作转变的关键。这一决定使广大干部树立了建设根据地和准备长期战争的思想。如果没有这一决定,就谈不上执行毛主席的方针,不可能打开今天这样的局面。

  三、很好地发动了群众。“七七会议”后,动员了一万二千干部下乡,发动群众,配合部队消灭土匪,以后是执行中央的“五四”指示,实行清算分地,使群众运动走向高潮。在整个运动中虽然也有毛病,但没有走很多弯路。群众一发动,根据地很快建立起来。没有这一条,我们军队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得不到补充,战争也就无法打下去。

  四、我党进入东北花了本钱,派了十万军队、二万干部。到东北的中央委员就有二十个,工作当然应该搞好。如果还搞不好,那就应该打屁股。

从东北目前情况看,敌人是否还可能有新的增援部队?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如果三月份还看不到蒋介石抽调大部队来的话,以后更不可能抽调了。敌人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后备力量。它如果三月份还拿不出手,那就是美国帮它组织训练的后备力量还没有成熟。四月份以后,东北我军要继续作战,在华北、华东各个战场,我军都会行动起来。到那时,敌人在台湾训练的二十个师,这么一点点力量,就不知该投向那个战场好了。去年夏季作战以后,敌人调到东北的援兵并非其后备力量,而是从华北、华中各战场上抽出来的,或者是些未经训练的新兵。这说明敌人的后备已经枯竭。最近华北、华中我军都要行动起来,敌人再想由关内抽调部队出关已经越来越困难了。在陕北最近我军又打了个大胜仗,打得很漂亮。我们东北虽然也打了不少胜仗,但和他们比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有火车,他们是靠毛驴子。我们自己可以造炮弹,他们只能从敌人手里缴。我们可以成几十个团往前线补充,他们没有,陕甘宁总共才一百几十万人口。在他们那样的条件下能打这样大的胜仗,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当然,他们的胜利与毛主席的直接领导有关;而我们东北虽然一般地说也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但做得还是很不够的,还需要努力学习才行。

  我们当前的战斗任务是什么呢?是“截断敌退路,继续分割、孤立、围攻敌人,准备吸引和打击敌人新的增援,争取全部歼灭进入东北之敌”。诉苦运动的目的是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使之达到与党的政策结合。因此,单纯依靠群众自己不能提高,必须要有思想指导。我们不能满足于群众的自发,只依靠群众的自发很容易产生偏向。以往我们部队的诉苦运动激发了战士的阶级仇恨,提高了战士勇气;但有的还没有提高到党的政策水平。因而发生了破坏城市工商业的现象……,这可能也受到土地斗争偏差的影响。贫雇农为骨干,这是指农村而言,在城市就不适用。姓穷的打姓富的,也只能打地主,而不能打工商业……

  现在我们部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应该是:以阶级教育为基本内容,在集中指导下普遍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以群众自己的经验来教育群众,又要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党的政策水平。

  我们在东北不仅要为争取东北的胜利,而且要为支援全国、首先是支援华北作战而建设大规模的军队。东北的条件比关内任何解放区的条件都好,其他解放区做不到的我们能够做到,因而责无旁贷。去年夏季我们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到年底东北局便决定了新建多少纵队、多少个师,决定建立炮兵、工兵,开办学校训练干部等等。从去冬到今年三月,各军区已有七十个团补充前方,三月以后还要组建和训练一百二十个团,共三十万人。估计这一任务今年完全可以完成以至超过。

  现在每个纵队至少有三万五千人,十二个纵队共三十八九万人。还有十二个独立师,每师七千人,共八万四千人。合起来有五十万人。去年我们伤亡消耗八万人,今年准备消耗十六万人。去年只争取了五万俘虏补充部队,这个数目太少了。今年要努力争取八万俘虏补充部队,八万补充后方。只要仗打得好,兵源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新的成份溶化,如何把工作提高一步。

  要建设大规模的军队,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支持。但是现在解放区人民的负担已经很重了,这是个矛盾。北满共有一千四百万人口,据统计已出兵员三十万人、民夫十万人。在有些地方已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北满人口中三分之一是城市人口,约四百万;土地斗争中打击了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口,约二百五十万,能进行农业生产的只剩下七百五十万人,其中还包括了老弱。而北满脱产的军政人员有三十万。这七百多万人要供给四百万城市人口的粮食和三十万人的吃饭穿衣,人民的负担实在不轻。去年征收公粮已占人民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去年农民分得了土地、浮财,这个负担还不感到过重。今年农业生产会发生很大困难;能不萎缩就不错了。因此,我们必须强调节省人力、物力,合理使用。如果再浪费,战争就难以支持,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忽视这一问题,就要犯严重的错误。一方面我们向地方的同志说,军队还要扩大发展,要动员群众从战争的需要出发,保证战争的胜利,眼下不能强调改善生活、发财致富;只能保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要咬紧牙关,克服困难。按地方上的同志的说法,叫做“长痛不如短痛”。但另一方面,我们对前方部队同志又要强调合理使用人力物力,提倡不要浪费一粒粮食、一个民夫、一辆大车、一匹马。如果浪费了,就是对战争不负责,就是犯罪。

  (1948年3月4日在东北野战军政工会议上的报告)

  有些同志认为政策与军事干部联系不上,是政权的事、政治机关的事。当然军事干部要忙于作战,但执行政策仍有责任。以东北为例,有些城市工作是由于土改中“左”的偏差搞坏了,但在战争中搞坏的也不少,如辽中、台安等等。进城后,有的部队争缴获,没收东西不请示、不报告,有的甚至破坏和变卖没收的器材。在教育上只提贫雇农,不提保护工商业,等等。

  现在要打长春,部队必多,如果不注意政策,城市会遭到很大破坏。而我们收复大城市后如不能恢复城市生产,则支援东北战争和全国战争是不可能的。在内战时代,毛主席反对流寇思想就是反对随便没收,没有正确的城市政策。今天,全国已走向胜利,我们更应该严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今后,攻克一个城市后如遭破坏,首先要由军队负责。攻城部队除战场缴获外,工商业单位均不准动,敌人仓库物质由后勤部门接收统一管理和分配

  (1948年5月18日《关于政策问题的指示》)

  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军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的可能,至少能歼灭敌人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

  (1948年10月3日致军委电《攻锦州之部署及估计》)

  从一九四六年六月开始,我们的战争是防御的,但到一九四七年七月,我们发动了夏季攻势,即由防御转到进攻。去年的夏季攻势切断了奉吉线,使吉林、长春之敌陷于孤立。再经过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作战,把中长路和北宁路切断,吉林敌人逃跑,沈阳之敌又陷于孤立。从此东北的敌人已经形不成一个战线了。如果没有去年夏季、秋季和冬季的攻势作战,使吉林、长春、沈阳敌人完全陷于孤立地位,则今年秋季战役,要实现全东北的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去年冬季攻势以来,我们采取围困长春的方针是恰当的。当时地方上严重春荒,土改又出了些偏差,运输线也还不通畅,需要修建新的铁路。我们部队在冬季攻势以后也需要休整补充。而敌人又从山东调整八军到北宁线。因此,我们没有打北宁线。当时如果打长春,则沈阳敌人尚可集中五个军向北增援,我们的把握不大。所以,当时我们采取了围困长春的方针,主力大部休整补充。经过休整,部队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质量都提高了。我们还组织了新的力量,组织了三个纵队、九个独立师,这些部队在围困长春中得到了锻炼。

  秋季战役(即辽沈战役――编者)共历时五十二天,把东北的敌人全部消灭,解放了全东北。这一胜利,对于全国形势说来,是一个新的突破,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一)东北的敌人是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新一军、新六军以及后来编成的新三军、新七军,全是美械装备,是美帝国主义经常吹嘘的部队。这些部队被我消灭,害得蒋介石吐了两次血,使得蒋介石军队士气更加低落。徐州敌人集中了二十一个军、五十多个师,这次在一个星期之内被我们歼灭了十九个师。现在蒋介石想放弃华北,要傅作义部队到长江以南去,而傅作义想往西逃跑,和宁夏的三马会合,以偏安一隅。蒋介石在华北的嫡系也准备撤退了。

  (二)全东北解放以后,东北的大军就要入关。现在我们的装备已经超过敌人的任何美械化部队,比抗战时期的日军装备也有提高。我们的百万大军加到华北战场上去,这个力量是很大的。

  (三)东北有全国最大的工业和铁路运输,可以支援全国。东北全境解放使敌我之间的经济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总之,这个胜利意义很大,引起整个战局的急转直下。

  这个胜利的取得不是偶然的,是东北全党全军在东北局统一领导之下,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具体决定的结果。三年来,我们坚持了人民解放战争,发展了人民解放事业,贯彻了土地改革,恢复了铁路运输,发动了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建设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这次秋季攻势参战的部队在七十万人以上。没有上述各项条件,就不可能建成这样强大的军队,也不可能攴持这样大的军队作战。

  这次战役所以取得胜利也是全体指战员忠诚于人民解放事业,英勇作战又有熟练的战术技术的结果。特别要提到的是塔山七天七夜的阻击战,锦州三十一小时的攻击战,辽西黑山、大虎山围歼战,七天七夜向沈阳、营口的追击战,打得都很好。此外,我们还受到了各兄弟部队在其他战场上取得的伟大胜利的鼓舞。最近华东部队攻克济南便大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士气。

  (1948年11月19日在四野政工会议上的讲话)

  东北人民解放军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组建的,其主力来自华北、山东、华东各个地区,其干部来自更多的方面。在进入东北的开始,各有一套班子,自立门户的现象相当严重。而当时东北党的领导上思想又不统一。在对敌我力量的估计上,有的认为敌强我弱,有的认为敌弱我强。由此出发,又产生了是以和平为主,还是以战争为主;是先控制大城市,还是先依靠农村,这样一些分歧。 

  那时实际上是敌人强、我们弱。我们从山东、华北等地来到东北,是从战场上转下来的,没有经过休整。有的将武器留在了原地区,准备到东北来补好武器。可是,当时东北是没有群众基础的,也没有根据地作依托。而国民党却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装备上都强过我们,依然存在的伪满的一套组织又适合于国民党而不适合于我们。我们显然处于劣势。因此,那时讲和平根本不可能以我们为主。只有切切实实地准备长期的战争。那当然要把中长路沿线的大城市放弃,以农村和小城市为立足点来包围大城市。而如果对和平有幻想就会以大城市为主了。很明显,这是两个不同方针的争执。由此又产生了组织问题上的争论,究竟是克服山头还是单纯地平均主义地照顾山头。按后者那样照顾,不仅山头愈照顾愈多,而且又出现了码头。我们是为了克服山头,而不是为了山头林立。如果山头林立,不用敌人打,自己就搞垮了。

  ……从长春撤退到哈尔滨时思想很混乱,全军无所措手足。无政府无纪律现象非常严重。各人搞各人的,各人抓各人的。有些同志把新招编来的伪满军队和新缴获来的武器,看成是自己的,不去充实和补充主力。这样的部队虽然有武器,但很不巩固。敌人一进攻,散的散,叛变的叛变,给我们造成了很大困难。

  到“七七会议”这一场争论得出了结论,东北局的领导基本上取得一致,毛主席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战略指示得到了真正贯彻。我们建立了统一的集中的领导核心,才把全党全军团结起来,从而阻止和打垮了敌人的进攻。

  (1949年3月29日在四野高干会议上的讲话)